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面临深层挑战。新闻报道的大量场景从线下转至线上，记者可以轻易获得大量信息碎片、海量数据和观点，新闻还需要“下沉”吗？记者还需要“在路上”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具体方式需要探索创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记者的基本功。《中国新闻周刊》一贯深耕社会现实题材，近两年策划并完成了三组“走基层”系列体验式报道，尝试创新“走基层”这种传统形式，从中探索出新的维度和意义。

如今，媒体融合进入下半场，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新技术不断发展、新平台不断入场，来自各类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和自媒体的一家之言往往能够左右舆情，传统媒体时常摇摆在抛开事实“跟风评论”或者失焦失语的状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传统媒体亟须弘扬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创新调研方法手段，方能发挥主流媒体核心优势，真正实现全媒体传播的高质量发展。

基层题材是新闻报道开展调查研究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基层采访调研，“报道写得好不好，与新闻工作者能不能深入实际、深入采访很有关系。”“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产生飞跃，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中国新闻周刊》创新调研思路方法，要求记者俯下身、沉下心、去观察、去体验，打造具有新意的“走基层”系列体验式报道。这些报道落笔有力而切合实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实现了不俗的传播效果。

好的新闻一定是“走”出来的，只有“俯下身、沉下心”，才能察实情，采访对象才会和你说心里话，作品才能让读者动真情。《中国新闻周刊》将“走基层”和“调查研究”相结合，记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体验式报道的方式观照社会现实，直面基层问题和需求。

2023年1月，围绕强信心、稳经济的主基调，为了感受经济复苏的真实温度，展现基层劳动者的奋斗面貌，《中国新闻周刊》推出《我和我的一天》系列体验式报道，派出11位记者，用一周时间，参与到相关行业的工作中，如变身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陪诊员、外卖送餐员、网红火锅店服务员、电商主播、二手房中介等，以亲身经历发表11篇报道，这是全网最早反映经济复苏的体验式系列报道之一。

整组报道的现实性很强，记者用真切体验记述了复苏中的艰辛和活力，没有浮于表面，释放出社会经济正在复苏的积极信号。报道发布后，读者留言热烈，纷纷表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小人物都值得尊重，被看见”“周刊的报道真实、有人情味儿”“系列报道构思和文风清新脱俗，不常见”。相关业界人士也主动反馈，报道关注到他们日常不为人知的一面，客观呈现了复苏和挑战。这正是走进基层，深入调查研究的意义所在。

同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推出第二组“走基层”系列体验式报道《我和我们的乡村》，这次把目光聚焦到“乡村”这个基层。乡村振兴主题宣传是近年来主流报道的重要着力点，但如何才能做到不流于口号和碎片化，既有实质内容又能打动人？我们延续了第一组的风格和调性，记者用一周时间体验乡村中具有代表性的12个职业，如乡村医生、银耳种植员、无人机飞手、乡村主播助理、民宿主理人、泳装打版师、野猪猎人等。12篇稿件写出了新一代乡村人的点滴劳作和心路历程，呈现出各方在助力乡村振兴中所做的努力，还原了一个真实有活力的乡村经济图景。

2024年2月，《中国新闻周刊》继续推进“新春走基层”，推出第三组“走基层”系列报道《我和我这一年》，通过深度体验回访2023年热点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挖掘具有典型性的故事。记者仍用一周时间观察体验采访对象的工作和生活，从较早出圈的湖北随州市文旅局局长、淄博烧烤老店“牧羊村烧烤店”老板、哈尔滨的资深导游、天津跳水大爷、曙光救援队队长，到国货品牌创始人、头部AI公司CEO、97年网红村支书、北大清华的鹅腿阿姨等，20篇报道从个体经验里回望过去一年的跌宕起伏，从个体生活变化、行业的现实挑战，窥见时代浪潮的奔涌，展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奋斗。

《中国新闻周刊》这三组体验式报道把调查研究融入“走基层”过程中，在“走基层”的方式上创新，此类采访往往是局外人的视角，但记者直接转换角色，躬身入局，在感同身受中走“实”走“深”，将深度职业体验和日常行业跟踪报道相结合，在“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中真正发挥出媒体作用。

202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职工总数为4.02亿人左右，其中新业态劳动者高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群体庞大的新业态劳动者主要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直播带货主播等，他们和我们每天都打交道，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而没有最低工资保障、超时加班、过度劳动、缺少社保等，成为这8400万人经常遇到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与时俱进，扩大“走基层”的对象范围，从传统行业延伸到新业态。在《我和我的一天》中，记者躬身入局，用一周时间深度体验了快递小哥、外卖送餐员、陪诊员、直播带货主播等最热门的新职业。《在北京CBD送一天餐，我挣了100块》一文中，记者在寒冷的冬日当起外卖送餐员，当记者真正身处骑手大军之中，感受是既真实又有冲击力的：他体会到抢单挣钱与交通规则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感受到订单超时的无奈，体会到客户的体谅和友善，由此完成的稿件颇为动人；《在医院，我是她的“临时家人”》中，记者记述作为陪诊员的经历：她陪一位50多岁的患者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看病9个小时，发现了许多空巢老人在就医方面的切肤之痛，老人的家人往往因工作无法陪伴，病痛和孤独侵蚀着脆弱的老人，而陪诊员这一新型职业有助于解决这一社会难题，社会需求的痛点往往孕育着新行业和新机会；《开了两天网约车，跑575公里，乘客说你话太多了》《一晚下单4000件，32万人看我做“主播”》这两篇文章也写出了网约车司机和直播带货主播的忙碌和打拼。记者体验的这些新职业正在改变和重塑一些传统行业，挑战背后是复苏的活力和希望。

有专家指出，新就业形态在稳定中国总体就业形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未来新就业形态将渗透到各行各业，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新业态从业者和他们背后的产业不仅有助于整个就业市场的稳定，也是扩内需、促消费的重中之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新闻周刊》这组深入新业态基层的报道十分及时，让这些新业态从业者们能在更大范围内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走基层”也是“改文风”的重要实践，需要从冗长空洞、刻板生硬的风格中走出来，学会使用受大众欢迎的鲜活清新、朴实生动的语言。《中国新闻周刊》三组“走基层”系列报道一改此前第三人称的旁观者叙事，大量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实现了报道文本的创新。

第一人称写作，源于报道中主客体关系的重建。在《我和我的一天》《我和我们的乡村》这前两组“走基层”系列体验式报道中，记者的职业临时改变了，成为快递员、外卖员、直播主播、银耳种植员、锦鲤养殖员等。这是体验式报道的独特意义，由于身份发生了转变，记者必须暂时忘记原本职业，在所体验的角色中换位思考，从而理解和认识自己要报道的职业和人物，这是日常报道的“看”和体验式报道的“做”之间最大的不同。记者在这两组体验式报道采访中，实现了与采访对象的深层沟通，通过身体力行的伴随式交流，更容易获得信任，让采访对象打开心扉，有利于发现和呈现问题。

记者体验的职业里有大家熟悉的，通过体验式报道加深了印象；有大家不熟悉且带有神秘色彩的，通过全程参与有了了解。例如，记者加入外卖骑手大军，不仅对冬日寒夜送餐路上的艰辛深有感触，更从骑手站点得知，这一行业留不住年轻人，能稳定下来的基本在三十多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这反映出行业的痛点：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小哥不再年轻，他们亟须提升劳动保障。

当记者开了一天的网约车，他写道：“更多的乘客，其实是早晚日常在城市通勤的打工人，这部分客人几乎不会和我交流。遇到这样的乘客，我就很识趣地闭上嘴，虽然我很想说点什么化解掉车厢内尴尬无聊的气氛。但是我知道，我帮不到他们什么，给他们一个安静的空间，或许更好。”这种行文不仅极具现场感，让读者能够与司机共情，还在看似家长里短的描述中，展现了城市里人与人、人与职业、人与家庭的关系。

《在哈尔滨当导游二十年，第一次见识“流量”威力》以采访对象的自述呈现，采访对象说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哈尔滨：“这么跟你说吧，我正常一周要去澡堂泡个澡，现在俩月都去不上，因为根本排不上队。”接地气的语言一下就描绘出了当时的哈尔滨旅游有多火爆；《天津大爷说，掰掰们一直都在》一文中，展现了流量背后“跳水和相声混搭”“天津人的幽默是刻在骨子里的”；《今年，淄博烧烤还火吗？》则从一位正在扩店装修的老店主叙述中，呈现出淄博人如何憋着一股劲希望把流量变留量，为城市和自己争一口气。

给“家里有矿”的“厂二代”当秘书是一种什么体验？记者会告诉你，“初看平平无奇，实则暗藏玄机”。此次记者是给年收入5亿的“厂二代”当秘书，记者跟着“厂二代”开了三个会议，见了三拨客户。从各种所见所闻中，记者挖掘出了“厂二代”和“厂一代”之间的隐秘冲突：“厂一代”坚持20多年的传统经验，而“厂二代”希望用现代治理方式管理企业，这正是家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体验过程中，记者正是转换角色，不让预设束缚住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始终怀着一颗开放的心，才能进一步接近实情，向读者讲述真正的故事，最终成稿不仅细节丰满，引人入胜，而且十分具有典型性。

能年入20万的乡村“绝命毒师”，到底是一种什么职业？原来，“绝命毒师”是通过远程操作无人机喷洒作业，给庄稼打药杀害虫的“无人机飞手”，也被称为“害虫杀手”。这个“唬人”的职业，一下就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记者记录并还原了成为“害虫杀手”的三个步骤，从流畅的叙事中，读者能体味到这份工作每一步都看似简单，但需要处处用心。报道结尾没有停留在职业本身，而是记述了记者通过与植保队队长深入交谈，了解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切实反映了行业困境。

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用生活化的语言向读者讲述，读者感受到的是真实的生活，并因真实而信任。在《中国新闻周刊》“走基层”系列策划报道中，“改文风，说实话，动真情”是一个逻辑整体，最终的内容呈现不仅有泥土的芬芳，更具备泥土的厚重。

在新媒体风潮尚处萌芽之际，2009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就积极拥抱新媒体，并于当月发出第一条微博，成为国内最早在微博上发稿的新闻杂志。经过近15年发展，《中国新闻周刊》全媒体采编系统日趋完善和成熟，面对社交媒体时代的严峻挑战，始终坚持自身的传播使命，持续提升媒体影响力和话语权。截至目前，《中国新闻周刊》旗下各类内容品牌在微博、微信、抖音、视频号等各主流社交平台上粉丝总量已经突破1亿。

近年来，图片、短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的传播方式大行其道，《中国新闻周刊》将传统杂志编辑部和新媒体业务彻底打通，要求文字报道生产和可视化产品创作协同发展。以《我和我的一天》为例，有文字报道、视频报道、主题海报，还有话题讨论。记者全部出镜，沉浸式体验不同职业的一天。视频开场，伴随着一个长镜头，一辆快递送货车由远及近，记者化身快递小哥，扛着两箱酒，艰难地迈上楼梯，亲手送到用户家里。记者说“这应该是我今天送的最沉的两件”，伴随着这句同期声，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在中国，快递从业人员可能超过450万人”，记者手中今天“最沉的两件”是这450万快递大军每天的日常。看到这里，观众能够对这些每天和我们打交道的快递小哥有更深的理解和共情。接下来，观众将在记者体验外卖小哥的过程中加深这种理解。镜头里是一个手机的特写，随着手机在手中不停晃动，“19分钟”的画外音响起，原来是记者需要立即赶到餐馆，拿到餐之后在19分钟内送到客户手中，巧妙呈现的紧张感和悬念一下吊足了观众胃口。借助蒙太奇，观众感受到了从白天到黑夜，风景和人物的快慢交替，并陪伴记者经历了送餐超时、找不到送餐车、偏离送餐路线等一系列麻烦和意外，这些扑面而来的生动感都是文字描述难以实现的。

在视频中，观众还看到了直播带货主播开播前的忙碌，体会到了网约车司机到处找厕所的窘迫，陪诊员陪伴病人看病的温情，团操课教练上课的活力等。正如结尾字幕所说，“从普通人的劳作，街头的烟火气，生活的无常与寻常，我们看见挑战更看见希望”，“走基层”系列策划主题也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在微信推文、视频发布、微博讨论等各种传播形式中，读者不仅通过文字展开想象，更可以跟随记者的脚步，亲眼看到记者的工作状态，感受记者的感受，增强了内容的可看性和延展性，从而实现系列报道最重要的传播目标：以角色转换实现感同身受。

全媒体时代，媒体在变，但“内容为王”不变。用调查研究的方式“走基层”并未过时，反而在网络信息碎片化的今天更加稀缺。《中国新闻周刊》的实践验证了“走基层”就是躬身入局，体验式报道就是转换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下沉和锤炼，记者能够更加接地气，提高认知能力，在发现和呈现问题的过程中，新闻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了极大增强。作为主流媒体，应不断推动“走基层”报道向深向实，充分发挥媒体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