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勾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出版业作为文化强国、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阵地，其高质量发展是出版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是满足人民高品位文化需求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对出版业的理论引领、红色出版的历史回顾及出版人的现代化相关理论的探讨分析，指出出版人的现代化才是出版业现代化的核心，要想顺利实现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转变观念、增强学习能力、全面培育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出版英才，才是关键的核心。

18世纪以来，走向现代化已逐渐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中国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对出版业而言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打破出版业传统的纸媒工作模式与相对陈旧的思维观念，也可以让编辑工作真正摆脱简单重复的机械性劳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更具有价值和意义的选题策划、编审核校与传播推广等更具有价值的办刊工作中，从而能够更好地助力出版现代化的事业。然而，目前的发展现状是，对于究竟什么是出版现代化这一概念学界并未达成系统性、科学性的论证，更不用说出版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与发展方向了。究其原因，在于出版人现代化的步伐远远跟不上出版技术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滞后于数字时代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大投入，从理论、方法到实践路径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助力出版业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出版业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传播与推广领域的重要媒介与平台，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一理念为我国全方位建设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更为出版业现代化厘清了发展思路。

出版业虽然具有物质技术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的双重属性，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转型必然是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主流思想的主导下开展的。中国传统社会深入人心的大一统价值体系与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在成就我国社会长期超强稳定性优势的同时，也使得各种经济社会秩序相对于思想观念的相对稳定，为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挑战与困难。因为只有现代化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中国出版业不仅有着光辉的历史，而且很长时间在该领域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然而，传统出版思维模式的僵化，在现代化腾飞起步时严重地束缚了中国出版业的前进与发展，也是导致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实践证明，只有现代化的先进政党才能领导贫穷的后发国家摆脱殖民依附的悲惨命运，带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农业国家开启工业化革命，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先建立一个现代政党，再由政党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整合起来，并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便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建立广受人民信任和拥护的政治权威是先进政党得以持续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推动各项事业开启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与方向。对于此，毛泽东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和农村问题才是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接着从实践出发，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而这不仅是红色出版的思想源泉，更是中国出版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理论引领，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红色出版的发展历程中。

为工农服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既是中国红色出版现代化的起点，更是其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完全破除了旧有的出版只为精英服务的僵化思维。当时的共产党人，通过发表文章、翻译经典、编写教材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中，让更多的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彻底从思想上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不仅为中国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力图把人从旧的制度与压迫中解放出来，全方位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出版业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先进理念才有了红色出版的繁荣发展与现代化启动。在信息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出版人更需要不断更新观念、努力创新，适应读者多样化的需求。不仅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中国出版的国际影响力。

早在勾画共产主义蓝图时，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这种全新的人。”而且通过对比反思，研究者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只聚焦于技术与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只有物质层面的增长，是很难真正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因为传统的风俗习惯与价值观念，不仅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更使得他们很难理解现代化的理念与日常生活模式，而这最终将阻碍社会整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在工业革命发轫之初，各国的学者就开始了各种讨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和他关于“现代性的人”的概括总结。英克尔斯认为，现代性的人具有开放、创新、学习与效率等特质，这与出版工作的现代化要求不谋而合。

第一，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新技术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作为传播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最新成果的出版业，更需要不断更新换代，突破自我。这就更需要出版人要具备创新的思维、开放的大脑。不仅要乐于接受新事物，及时理解社会的改革与变化；更要能够尊重不同的看法，迎接信息的交流与变革。

第二，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文化生活大发展的社会，尤其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文化成果层出不穷。作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行业，出版更要注重对现有精神活动成果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就要求从业者具备独立的人格与自主的精神，敢于客观全面地看待传统与现代，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唯传统是从。

第三，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知识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信息革命爆发的速度与频率也越来越高，信息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对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更要求出版人必须相信理性，尊重知识，重视职业技能，积极追求知识，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第四，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们对时间认知的彻底改变。出版业更是如此，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更加使得人们对于时间的计量愈发精准了，对于效率的提升也愈发重视。

作为一个现代出版人，必然惜时守时，注重效率，注重计划，注重未来与现在。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助力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阵地，出版现代化，尤其是其从业人员的现代化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与突出。

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技术手段、工具不断更新换代，但是出版人无论在思维意识还是业务能力等方面都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根据相关调查报告，只有1.5%的从业者能基本上适应“融合出版新技术”，91.4%的还在“靠老本事吃饭”。近年来，出版业无论在高质量发展的管理机制、业务培训以及推广机制等领域，大多仍停留在依靠数量与规模的低水平重复模式上，无法跟上新时代快速发展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更不用说为其繁荣做贡献了。

对于此，可以从厘清出版现代化这一概念入手。学界对于此最早的论证是2000年张积玉的《编辑出版现代化综论》一文。在文中，他认为出版现代化是在明确目标指引下通过改革开放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是人类出版史上一场剧烈、深远且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进程、元素都是同时叠加发生的，出版业也不例外，这既是优势，也是问题所在。优势在于我们通过对最新技术的学习与应用，可以有意识地避免许多先发国家走过的弯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成本。问题在于，超高速的发展与一味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模仿，多头并进的发展模式会诱发许多无法预期的问题，甚至可能使得我们忘记最初的发展目标，只将焦点关注在技术或者工具层面，导致我们可能会背离发展的最初目标，甚至出现以手段取代目的的错位现象。同时，对先进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引入学习，也容易在无形中导致对传统的非理性认识甚至是“一刀切”式的抛弃，而失去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这显然是背离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要求的。在此基础上，张积玉进一步延伸探讨，将出版现代化进行操作化拆分，整合全部出版环节为四大部分，明确了各个部分的定位与作用，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出版主体的现代化。

此后关于出版现代化的论述，大多都以此文的论点为基础进行延展探讨，但遗憾的是研究内容基本聚焦于技术的进步或是管理机制的创新，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媒体技术的更新换代上，而大多忽略了最为关键的出版主体—出版人的现代化问题。这从相关文献搜索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聚焦出版技术、出版物与影响力等物质因素现代化的文章偏多，却少有探讨出版人的现代化是什么及如何推进实践等相关研究。实际上，综观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之路不难看出，每次跟出版相关的各个环节实现新的突破时，都离不开出版人的创新与努力。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之路，实际上也是出版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奋斗之路。因此，应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指引，聚焦出版人，积极探索其现代化转型及相关问题。

随着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在创新理论的指引下，关于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如崔波、张养志等分别从历史进程、精髓要义、内涵动力等方面给予了深入精准的分析。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然提到了出版人对于现代化的出版事业的不懈探索，但也存在研究视角缺失的问题。出版现代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程，是社会各要素互相配合、国内外互为参照，全球化与本土互动的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行动。但无论从何种理论、何种视角来看，出版人现代化都应该是出版业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

从出版本体论的角度看，出版业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出版主体的现代化、出版客体的现代化、出版流程的现代化。从出版实践论的角度看，出版业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出版技术的现代化、出版人员储备与治理的现代化。从出版认识论的角度看，出版业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对出版理念、出版价值、出版效益等内容认识的现代化，而其主体显然是出版人。而出版人要想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主要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思维适应数字时代。现代化与数字时代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是需要具有开放与创新型思维模式的主体。如此才能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各种新技术、新观念，才能促进出版业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转变思维加强学习能力。数字时代带来最大的转变，就是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已经习惯的传统生活与工作模式。终身学习逐渐成为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内容之一。作为繁荣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重要阵地的出版业，出版人更要时时学习，不断更新各方面的知识，才能适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求，才能推动数字融合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第三，转变思维适应全球化传播。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出版业走出国门、全球化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出版人更要积极转变思维，具有大局观与全球化视野，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助力我国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出版业作为传播的媒介和平台，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提升中国话语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中国，“立德、立功、立言”无疑是对出版的崇高伦理与道德定位，而这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精神不朽的体现，不仅是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出版现代化之路，更应该是每一个出版人的毕生追求。